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全文公佈後,中國社會非常振奮,而西方一些主流媒體迅速出來潑涼水。它們的主要觀點是,由中共來領導社會主義法治的建設“是自相矛盾的”,黨被放在了“法律之上”。這種簡單的標簽式評論反映出西方對中國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偏見,同時再次顯示了西方對中國最大的期望就是這個國家能夠“去中共化”。
  促使中國社會形成對中共領導國家的反對意見,這是西方對華長期輿論鬥爭的主線。西方這些年向中國思想領域打進來的楔子,大多數都與此有關。中國前段時間不斷有人主張西式的“憲政”,原因複雜,但總體看,它就是西方對華輿論鬥爭的延伸。這次四中全會的決定給依法治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力,但西方關心的不是中國是否法治,而是中共的領導是否會被動搖。
  意識形態分歧是西方對華政治偏見的主要來源之一,但不是全部。中共領導國家直接導致了中國崛起,在西方制度解決許多國家的現實問題有些失效時,中共日趨成熟的執政能力構成了中國最突出的競爭力,這讓西方倍感壓力。這一點也逐漸成為西方輿論不顧中國不斷進步的事實、總是願意用老標準和成見妖魔化中國政治制度的主因。
  其實,西方的有些精英心知肚明,中國在學習西方的同時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實際的路,是這個超大型社會的成功之本。他們也知道,中國如果照搬西方那一套,不僅“玩不轉”,而且必栽。但他們故意不說這些,而是專挑符合西方輿論場舊有印象、也最有殺傷力的那些帽子給中國戴,讓中國看上去永遠是另類、奇怪的。
  中國肯定不會屈從西方的壓力搞他們要我們做的那一套,中國抵禦西方壓力的政治和社會資源應當說越來越多。但我們也要看到,中西之間的這一鬥爭將貫穿中國的整個現代化進程,西方會不斷翻新花樣為中國製造思想輿論的陷阱,他們這樣做的資源和杠桿同樣很多,而且這是他們的優勢領域。
  中國需要培育抵禦西方思想攻擊多層次、真管用的立體能力,開拓民間的智慧和熱情,使得西方的“思想病毒”即使進來了,也很快在中國學界和民間輿論場上遭到“圍殲”。中國主流社會需要涌現一大批願意站出來、並有水平與西方力量開展論辯的思想和輿論領袖。
  近年來西方向中國社會植入了很多挑戰中國政治制度的議題,比如“黨的執政合法性問題”“愛國不等於愛黨愛政府”以及熱門了一陣子的“法大還是黨大”等。它們以所謂“普世價值”為依托,或者對中國人的傳統認知打擦邊球,或者直接搞“誅心”的進攻,有時會在局部輿論場顯得蠻強勢,而最後出來“一錘定音”的往往是中國官方力量,來自學界的理論闡述力和輿論界的自發反擊力常常不足。
  中共領導國家是歷史的選擇、人民的選擇,這些上兩代人堅定不移的認識,需要在中國的新生代民眾中不斷以新的有效方式展開和重溫。當質疑這一基本政治現實的說法仍不時在中國互聯網上流竄時,就預示了我們的陣線仍有缺口和軟肋。
  這不是只要我們有決心就能每仗必贏的鬥爭。它將考驗中國體系的諸多質量,考驗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韌性和靈活,說到底,它檢驗的就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實際成果。和平時期又不打仗,中西競爭,輿論的力量是中西兩手牌里小牌能當大炸彈用的同花順。中國加油。▲
(編輯:SN09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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